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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法治大考交精彩答卷

发布时间:2019-03-15 14:03:48  来源:中国军事新闻网    编辑:admin  点击: 450

执行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案件井喷式增长,一些执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执行,人民群众把它称作“执行难”。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这一铿锵的话语,引起会场内外广泛热议。据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统计,3月12日至3月14日8时,涉及“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新闻报道7465篇、微信文章3593篇、APP文章3884篇、论坛文章275篇。

解决执行难,不仅是一场关乎民心民愿的攻坚战,更是一场关乎公平正义的保卫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彰显了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三年大考交精彩答卷 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早在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间表,并作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郑重承诺。

一诺千金。全国各级法院迅速行动,解决执行难工作随之展开。

安徽,一场强有力的“江淮风暴”席卷江淮大地;山西,“联合利剑”月活动剑指执行难;河北,三级法院院长亲自抓执行成常态、江西,43家省直单位“握指成拳”助执行攻坚……

三年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动真格、出硬招、见实效。3月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专设一部分来说明2016年以来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执行难问题”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据统计,3年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执行工作是胜诉当事人实现权益的最终保障。执行是否到位,是法院审判工作有效实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衡量是否满意法院工作的一杆标尺。

“这三年我们执行案款,也就是装到当事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4.4万亿,同比增加了71.2%。”在3月11日举行的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记者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执行难问题成因复杂,执行程序中各种矛盾交织叠加,在攻坚执行难过程中,人民法院构建综合治理工作格局,清理了一大批历史积案,打理推进执行模式变革,加大执行规范化建设,尤其通过信息化手段和制度创新破解了“查人找物难”“打击规避执行难”“财产变现难”和“执行管理难”四大难题。

由于执行环境的变化,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也在提高,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合在一起,人民法院裁判书自动履行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的“合同执行指标”,中国在评估中位列全球第六。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只有法院的判决得到有效执行,司法公正和权威才能更好地得到彰显。

贵州法院3年间实际执行到位金额590.4亿元,比增长110.36%;陕西法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先后布控被执行人车辆2106台,扣押到位车辆价款约2.23亿元;广东法院3年来执行到位金额3120亿元,有财产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上升为96.8%;安徽法院仅去年就执行结案286253件,执行结案率达93.45%,居全国法院之首……

数据最具说服力,不难看出,经过三年全国法院广大干警的共同努力,“基本解决执行难”在取得阶段性成效,完成预期目标的同时,也向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构建执行工作大格局 实现执行模式大变革

一名“老赖”藏在新疆躲债,但由于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他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后来家中有事,他历经三天三夜,倒了四趟绿皮车才回到江苏无锡。到家后,他立即到法院偿还了欠款。

在南极旅游的“老赖”,准备回国时,发现自己成了失信人员,无法购买返程机票。着急的他于是委派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法院,同债权人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支付了30万元现金,并提供由保证人的三套房屋作为担保。法院从“黑名单”中将其移除后,他才得以购买返程机票回国。

看似荒诞滑稽,却都是真实案例。

出行受限、购房受阻、贷款不得,星级酒店没法住,开办公司有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366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限制出境3.4万人次。

“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问题,两三年内真能解决吗?”有基层法院法官也曾心里没底。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决定》作出的重大部署。2016年3月,提出了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破解执行难题、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维护法律权威的纲领性文件。

三年赶考,“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份考卷,人民法院是如何作答的?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做客人民网两会访谈时给出了答案。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执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执行模式重大变革。建立完善全国四级法院统一使用的“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推进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出重拳打击拒不执行行为。2016年以来,会同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推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

——规范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破解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管理难题。为防止终本程序被滥用,将原本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纳入终本案件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紧紧抓住终本案件合格率这一关键指标,建立完善统一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处置和管理机制。

从“一纸承诺”到“满意答卷”,执行难,这一司法领域的顽疾正得到有效化解,成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写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真正执行了判决,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司法的公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袁爱平说。

新起点上破解执行难 一批顶层设计受瞩目

三年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实现了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

人民有所呼,司法有所应。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考题并未结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法院如何再启新局?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将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执行难的病症在法院,病因在社会环境,病根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足。”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说,应该抓住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契机,倒逼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今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执行工作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说,如果能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为契机,从国家层面完善公民“信用画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证”,形成处处凭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执行自然也就会变得“不难”。

法者,治之端也。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加快出台“强制执行法”。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说,当前较为完善的执行司法解释体系已经建立,但存在效力层次不高、对相关部门约束力不够等问题,急需出台统一的“强制执行法”,规范执行程序,明确相关协助部门的义务和责任。

“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在于顶层立法,让守信成为一种自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有必要从顶层法律制度设计入手,通过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决的成本,迫使大部分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经历了刮骨疗毒的痛苦,也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新生。在新的起点上破解执行难问题,人民法院多了一份坚定自信,多了一份睿智从容。

刘贵祥透露,《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还有和强制执行密切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的完善、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等等一些系列制度也正在研究制定之中。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责任主编:郑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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